交通驿站

1、蒙古族的交通工具
　　蒙古族古代交通工具主要是畜类和车类两种。
　　畜，包括马、牛、骡、驴、骆驼等，主要是马。鹿类只有在黑龙江一带与达斡尔，鄂温克、鄂伦春相邻的蒙古族才个别地用它拉雪橇。
　　“蒙古”这一名称在史书上出现的时候，马已成为北方民族的主要交通工具了。蒙古族人民无论在生活中，还是在生产上，与马都有一种特殊的关系。古时，蒙古人从幼儿时就开始训练骑马，而且女子亦善骑。《黑鞑事略》载：“其骑射则孩时绳束以板，络之马上，随母出入。三岁，以索维之鞍，俾手有所执，从众驰骋。四、五岁挟小弓短矢，及其长也，四时业田猎。”为鼓励能骑善射，自古就提倡练“三艺”(骑马、射箭、摔跤)。早在十三世纪，对此就有记载。
　　马是主要交通工具，也是家庭主要财产，所以人们对马的繁殖颇为注目。直到解放前，东北地区王公、巴彦还常在春祭时，举行“招福”仪式。有的在草原举行；有的在敖包前举行；也有些大的家族在自己的马圈前堆起十三个堆子(意为敖包)，向天祭拜，高呼“霍来!霍来!”祈祷畜群兴旺。有的还给马倌披红，给牲畜挂彩。
　　骆驼，素称“沙漠之舟”，是过去重要交通运输工具。
　　车的历史也很久远。蒙古族的通用车为勒勒车。这种车在古代作法很简陋。车轮是把湿树干象诚弓一样，用牛筋弯成弓形。干了以后，把几条弯形树干合成车轮。安上木制的车胡轳”(轴眼)，穿上木制车轴，安上车篷就成了车。
　　随着手工业的发展，车子也越来越讲究了。古代，车上载着帐幕(见本文《住宅》部分)，后来，出现了一种带篷的车子，类似轿车。

2、蒙古族的驿站网络
　　元朝驿站建设中最为显着的特点，即其规模之大、分布地域之广、与政治、经济的密切联系，远逾历史上任一朝代，对后世极具有深远的影响，明、清两朝的驿站制度与方法，基本上沿 袭元朝而来。

一、蒙古时期的驿站
　　一提元朝的驿站，不能不溯源至大蒙古帝国时期的驿站，因为它们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，也是极具特色的。其名最早见诸于史的记载是《蒙古秘史》第二七九节：“如今朕颁布定制，由各处千户，派出札木臣和马夫（兀剌阿臣），在各处设置驿站”。第二八一节：“朕坐在父汗大位上，在父汗之后，做的……第二件事，为使我们的使臣在路上疾驰，以及搬运所需用的东西，设置了驿站”。
　　可值得推敲的是《世界征服者史》“成吉思汗制定的律令和他兴起 后颁布的札撒”中如此记述着：“他们在国土上遍设驿站,给每个驿站的费用和供应作好安排，配给驿站一定数量的人和兽，以及食物、饮料等必需品。这一切，他们都交给万户分摊，每两个万户供应一所驿站。如此以来，他们按户籍分摊、征索，使臣用不着为获得新骑乘而长途迂回”。

　　至于大蒙古国是在太宗时期才采用驿传制度一说，《蒙古秘史》第 二七九节：“我（察阿歹即察合台）自这里立起，迎着你立的站。 教巴秃（拔都）自那里立起，接着我立的站”，同一记述在《史集 》卷二：“为使诸王或合罕陛下的急使能够不断到达，以利于办理重要事务，在各地设立了驿站，并称之为‘塔阳站’。为了建立这些驿站，从诸王处派出了一些急使，并且作了如下详细规定：从合罕处派出了必阇赤忽里带，从察合台处派出了亦木阔勒臣泰赤兀台，从拔都处派出了速忽-木勒赤台，亦勒只带奉唆儿忽黑塔尼-别吉之命，从拖雷汗处出发。
　　上述异密们出发后，在所有各地区和国家，按照地区的广袤，建立了“驿站”。书中批注：“驿站”原作“YAMHA”，突厥语作“牙木”，蒙语作“札木”，出自汉语“站”，即邮站。

二、元朝时期的驿站
　　忽必烈即皇位后，至元二年（公元1265年）颁行了《立站赤条 例》，大修诸地驰道。周良霄、顾菊英《元代史》认为此《条例》之颁虽于《元典章》缺年月，然以“圣旨六部并四部”推绎，事在至元二年二月无疑。灭南宋后，即于江南差拨站户，设立驿站。至元十七年（公元1265年），诏江淮诸路设水站，诸如此类，广置驿站，乃至边圉，莫不先后通辟驿道。
1、驿站的分布
　　所谓“陆则以马以牛，或 以驴，或以车，而水则以舟。”沿海有海站，辽东行省自哈里宾（即今哈尔滨）以北，至混同江口征东元帅府（奴儿干城），则以犬若干曳小车行冰上，称狗站。 据《元史》载。腹里计陆站一百七十五所，水站二十一所，牛站两所；河南行省陆站一百单六所，水站九十所；辽阳行省陆站一百单五所；江浙行省马站一百三十四所，轿站三十五所，步站十一所，水站八十二所；江西行省马站八十五所，水站六十九所；湖广行省陆站一百所，水站七十三所；陕西行省陆站八十所，水站一所；四川行省陆站四十八所，水站八十四所；云南行省马站七十四所，水站四所；甘肃行省马站六所。
2、驿站的业务
　　驿站的任务，“盖以通达边情，宣布号令”，负责来往官吏差使饮食供帐与运载器具，以及运送各地进贡的御用诸物，譬如：颜色丝线、酒食米粟、缎匹、鹰隼等等，诸如此类。
　　此外复遵金制，设急递铺兵，以达四方文书之往来，俾使朝廷能迅速了解各地紧急事务，可及时下达敕令，有利于其长治久安。凡官吏衔命差使，如为一般公务则由省部“给驿传玺书，谓之铺马圣旨。遇军务之急，则又以金字圆符为信，银字者次之”。一些官府物资，也依靠驿站，车、牛转运。驿站最初的管领者为乞里合台，忽必烈即位后，用佛家奴策，进一步陆续完善发展驿站制度，任霍木海总管诸路驿站。至元元年，八月：“命各路总管府兼领其事”。七年正月，省部官定议：各路总管府在城驿，设官二员，于见役人员内选用；州县驿，设头目二名，如见役人即是相应站户，就令依上任事，不系站户，则就本站马户内别行选用；除脱脱禾孙依旧存设，随路见设总站官罢之。
3、驿站的主管机构
　　十一月，立诸站都统领使司，往来使臣，令脱脱禾孙盘问。”可知诸站都统领使总管全国驿站，其属兵部。
　　至元“十三年正月，改诸站都统领使司为通政院，命降铸印信。”不久分为大都、上都二院。后一度置江南分院，院分院使主之。
　　大都至上都间，“每岁车驾行幸、诸王百官往复，给驿频繁，与外郡不同 ”，故提领之上，又置驿令、驿丞。站户每十户编为一甲，甲首称 牌头，“多者三二千，少者六七百”。陈高华《论元代的站户》估计：全国站户总数至少三十万以上，较之军户容或更多云云。乙未年（公元1235年）籍民，军站与民户分别立籍，世代承袭，毋得改易。然其间贫富、负担轻重因地各异，大抵北方站户，多系较殷实人家，一般三五户共当正马一匹，十三户供车一辆，自备食物公用，无力养马者出钱物津贴，称“贴户”或“贴马”。
4、驿站提供的服务
粮食
　　食物公用称首思，蒙古原意为汤、汁；祗应，包括提供使臣的饮食分例。如：“乘驿使臣换马处，正使臣支粥食、解渴酒，从人支粥。宿顿处，正使臣白米一升，面一斤，酒一升，油盐杂支钞一 十文，冬月一行日支炭五斤，十月一日为始，正月三十日终住支；从人白米一升，面一斤。长行马使臣赍圣旨、令旨及省部文字，干当官事者，其一二居长人员，支宿顿分例，次人与粥饭，仍支给马一匹、草一十二斤、料五升，十月为始，至三月三十日终止，白米一升，面一斤，油盐杂用钞一十文。”站户问题，限于时间关系，暂不多表，单举一例可知，如：世祖中统“五年八月，诏：‘站户贫富不等，每户限四顷，除免税石，以供铺马祗应；已上地亩，全纳地税。’”除此之外，还有一种专为递送各方文书而设的急递铺兵，此忽必烈于中统元年（公元一二六零年）循用金制，取不能当差贫户，除其差役，专充铺兵；不足，则于漏籍户内补差。又号“急递馆”，类似今机要交通站，每十里或十五里置一司，设传递铺驿，每铺置丁五人。

公文传递业务
　　全国凡两万所，由总急递铺提领主管，每一铺置提领、铺兵、铺司数员。至治三年（公元一三二三年）又定每十铺设一邮长。急递文书规定每昼夜四百里行程，《元典章·兵部》卷四：中统三年（公元一二六二年朝廷所下圣旨云：“只送中书省公文，而其它 官署公文不得交急递铺递送。”五年，圣旨复云：“急递铺专一转 递中书省领左右部、宣慰司、转运司文字，军情公事，差使臣往来 勾当。”逮及日后，多渐混淆，朝廷、地方紧急公文与一般文书，乃至器物，亦用急递铺送，虽屡整饬，无甚更正。急递铺将公文分“最速”、“次速”、“平常”三级。“最速”公文日行四百五十至五百里，“次速”公文日行三百五十至四百里，“平常”公文日行三百里。其所以然者，盖藉轻捷之骏足，取昼夜之接力，铺兵腰束革带，悬铃持枪，身佩弓刀，挟雨衣，顶戴羽，马项系铃，夜炬疾行。沿道车马行人，但闻铃声，辄须立刻避让。下一站铺兵听到铃声，严装立待，一俟公文到铺，即速续行，犹如今接力赛，故其速度快过前宋、金两朝。

公文封装程序
　　所递公文，均袋装封记，挂各色木牌，以别缓急。有黄漆青字牌、黑漆白字牌、黑漆赤字牌等等之分。如为指定专人递送，则给铺兵发牌符。
　　凡皇帝派遣者付与长形虎头金牌，上铸蒙古文；如为军务公文，则给贺牌，一名贺符，为铁质，亦铸蒙古文，分金、银两字。
　　金字牌乃朝廷所遣，银字牌为诸王或军政长官所遣。凡朝廷及各省、台、院紧急公文，内裹布包，油绢卷缚，外束夹板，挂绿油黄字牌。
　　如为边关紧急文书，则以匣子封锁，挂黑油赤字牌，注明“某处文字发遣时刻”，以凭照勘。凡递公文牌、匣均以千字文编号、登记，注明发收官署、时间等项。其馀衙门紧急公文交付承发司，按投送处分类，同类为一缄，装封后交急递铺递送。